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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代书法的繁荣与发展
来源:    时间:08-01-07 10:55:20    浏览:

【摘  要】 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高峰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而唐代书法则是继魏晋以后出现的又一个高峰,其书法名家辈出、群星灿烂,在书法艺术实践和书法理论上全面走向成熟,高度繁荣,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唐代书法   书法理论    繁荣    发展

唐代的书法所以能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原因是多方而的。首先唐代的国力强盛经济的发展为书法的空前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朝是继汉朝以后又一个大一统的强盛帝国.曾经连续出现贞观之治、武周之治、开元盛世,从而将我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作为开国之君的唐太宗,吸取隋朝因暴政导致覆亡的教训,即位之后,采取开明政治,任贤纳谏,轻刑慎罚,以仁德治国,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均田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武则天当政时期,注意选拔贤才,善于用人,《资治通鉴》卷203说她“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唐玄宗在位前期,也力求励精图治,广罗贤才,任用贤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使唐朝的经济达到繁荣的顶点。杜甫在《忆昔》中曾描述开元盛况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自太宗至玄宗的100多年间,由于相对采取了开明的政治,使李唐社会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经济上也得到持续的发展,从而促使了唐代书法艺术的全面繁荣。

有唐帝王大多喜爱书法。他们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热心倡导,有力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唐太宗酷爱书法艺术,大量购置历代书法,徐浩《古迹记》云:“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库。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六年十二日,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印缝。”他对书法教育也非常重视,特于门下省置弘文馆,诏令五品以上的大臣,不论文武,都可到馆内学习书法并将宫中所藏历代书法书拿出供他们临摹,由虞世南、欧阳询二人执教。这样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举朝上下形成了一股学习书法的热潮。李世民特别崇拜王羲之,特地为《晋书·王羲之传》写传论,以“尽善尽美”赞扬羲之书法,表示自己“心慕手追.此人而己。”重金购求羲之墨迹,甚至不惜采取诈骗手段赚取《兰亭序》,并命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名家临摹,拓赐大臣,使这一行书名迹得传后世。正是由于唐太宗的这些举措,奠定了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书圣”地位,也促使初唐书坛形成了唐代第一次书法高潮。

高宗武后时期,崇王书风的热情未减,收集二王书法的事业也在继续。武则天曾向王导十世孙王方庆征求其祖父书迹,凡28人,缉成11卷,令书手摹写留于宫内,真迹仍归还王氏,传为千古佳话。唐玄宗开元天宝间,曾经再次收集整理二王书迹,并派专使外出寻访,其收缀大小王真迹得158卷,并将真迹拓摹,分赐诸王大臣。玄宗书法“风貌英特”、“风骨巨丽”,以至影响盛唐书家都避瘦尚肥,形成风气,从而才结束了初唐以来风行于世的二王瘦硬书风,建立了能够充分表现盛唐阔大气象的以丰肥为特征的新书风。中晚唐历代皇帝亦多以能书见于史籍,《宣和书谱》著录者有肃宗、代宗、德宗、宣宗、昭宗。他们都能继承太宗崇尚书学的遗风,虽不以此与臣下较胜,亦能起到示范天下,助长好书之风。自穆宗之后,又专设侍书学士,以备顾问。

隋唐时期,雕板印刷尚未盛行,书籍都由手工抄成,《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贞观中……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府,以宫人掌之。”《唐六典》:“凡四部之书,必立三本,曰正本、副本、贮本,以供进内及赐人。凡敕赐人书,秘书无本,皆别写给之。”唐文宗开成二年刻《开成石经》,总字数达65万。由此可见文书抄写的工作量之大。并且,唐代佛教兴盛,寺院林立,佛经的抄写被视作功德,王公大臣,三教九流,做什么事,发什么愿,常常要抄经一卷,佛经的抄本数量不在浩繁的经史子集四部书之下。如此大量的宗教和文化活动离不开书法,社会亟需大批擅常楷书的抄手,当时的秘书省有“楷书十人”,著作局有“楷书五人”,弘文官有“楷书手三十人”,史馆有“楷书手二十五人”,集贤殿书院有“书直写御书一百人”,上述仅仅是中央政府机关中的楷书手,可以想见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中的楷书手一定不会少。在这么庞大的楷书抄手中间,必然会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的名家。

唐代沿袭隋制,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出身于中下层地主士子也有了入仕从政的机会并且以书取士也大大激发了广大士子学习书法的积极性。这种现象也由来已久,早在汉代,由于帝王所好,善书者往往因此得官,文帝时御史大夫贡禹就批评说:“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汉书·贡禹传》)灵帝曾对“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后汉书·蔡邕列传》),委以官职,尚书令阳求上书谏曰:“微箴斗筲小人……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则使有识掩口,天下磋叹。”(《后汉书·酷吏列传》)然而,这些都是帝王的个人行为,以书取士真正作为制度是从唐朝开始的。科举考试的科目从唐代开始有明字科,即通过书法专业的考试合格,即可授以官职。《新唐书·选举志下》记载,省试及弟的考生必须经过吏部铨选才能授官,铨选的“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铨选的顺序是“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在这个顺序中,书法首当其冲,因此,书法的好坏,是确定职务升迁与否的关键所在。除了科举考试之外,唐代在专职人员的制举科中也有书判拔萃科,在基层官吏的选拔考试中,《唐六典·吏部》记述选拔流外官的标准有三:“一曰书,二曰计,二曰时务。”书法的重要性更被视为是第一位的。

唐代在高等学府中开设书法专科教育。历史上以书为教源远流长,马宗霍《书林藻鉴》云: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学,置书学博士。学书日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又唐代铨选择人之法有四,其三曰书,楷法遒美者为中程,是以书取士也。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宜乎终唐之世,书家辈出。甲骨文就有书契教习的刻辞,周代的教育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书”包括识字和写字。汉初《尉律》规定“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书或不正,辄举动之。”学童接受的教育中也有识字与写字。曹魏时,设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繇、胡昭的书法为教材。到隋朝,据《隋书·百官志下》记载,设置了高等专科教育一一书学,然而隋朝国祚短促,书学仅是首创,未能巩固,到唐朝,书学的设置才在高等教育中完全确立。

唐代对于书法重视的程度是以前历代都无法比拟的.从官吏的设置到书法教育制度及人才的选拔,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体系。三省六部的下属各级机关大部分都设置有专职执掌书法一门的官吏,官职名称繁多,诸如主书、书置、书令史、典书、拓书手、楷书手等。像弘文馆、崇文馆、集贤院、史馆、秘书省等文史类机构,专职书法的官员更多。中央机关各省部台院司执或从事书法工作的官员不下数百人。唐朝,中央一级的学校有六所: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和律学,其四为书学。关于它的学生,《新唐书》记载“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书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庶人子之通其学者为之。”关于它的教师,《新唐书·百官志三》卷四十八:“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关于它的科目,“书学……《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也,兼习余书”,也是识字与写字。除了书学专科之外,在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中也明确规定学生必须练字,“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在各科大学生中普遍施行文字学和书法方面的教育。六学之外,在只有皇室和朝廷大臣子弟才有入学资格的弘文馆和崇文馆内也开设专门的书法教育,《新唐书·百官志二》:“贞观元年,诏京官职五品以上子弟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弘文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在那里不仅有宫廷收藏的墨迹作为学习范本,而且还有书法大家来执教鞭,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和冯承素都曾在弘文馆教过书法。唐代的书法教育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有唐一代书法之繁荣和发展可分成初唐、盛中唐、晚唐三期。

唐朝建国之初,太宗李世民吸取隋亡的教训,十分注重教化,主张偃武修文,提倡学习书法。唐太宗崇尚右军,注重骨力,丰神劲拔,以真、行书为胜。是时,欧阳询具八体之能,尤以真、行书,自成一体,其比肩智永,可谓雄峙一时。楷书作品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和《化度寺碑》等。虞世南书承智永传授,得二王法脉,楷书传世作品有《孔子庙堂碑》,点画清舒遒逸,锋芒不耀,筋骨内含,结体偏长,与欧字近似,圆浑温润而不露圭角。欧、虞之书,张怀瓘《书断》曾加比较,有云“欧之与虞,可谓智均力敌,亦犹韩卢之追东郭也。论其成体,则虞所不逮。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褚遂良学书“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张怀瓘《书断》),传世楷书有《孟法师碑》、《伊阙佛龛》等,写于永徽四年(653年)的《雁塔圣教序》尤称杰作。其用笔流畅飞动,以行入楷,线条婉媚遒劲,一波三折,提按顿挫,节奏鲜明。褚遂良的书法在唐代十分流行,诸葛思桢、裴守真、薛稷、薛曜等皆出其门,后来宋代徽宗的“瘦金体”也由此发展而来。褚遂良书法在结体上打破初唐的瘦长形态,放宽架构,趋于方扁,为后来的书风演进开了先路。武后书论家李嗣真评述初唐书家,允居上流三品者惟欧阳询、虞世南、裆遂良三人。

盛中唐,唐玄宗推重隶书,宽博华丽,一改翰苑旧习,影响所及,行、楷、篆、草,适时应变,齐趋厚硕,终于新境大开,各成规矩,茂逸圆劲,而为盛唐气象。真、行之书,朝野通行,自古以来,并为大宗。其间人材济济,各领风骚。李邕用笔坚劲,纵横一时;徐浩运用精熟,名重三朝;尤其张旭,为一代宗师,其弘八法,演五势,,备九用,启发中晚唐楷书之格局,影响更见深远。有唐隶书,初则承传魏晋遗习,隶、楷混杂,似隶似楷,或隶形少而楷势多,或楷形多而隶势少,莫不随笔所致,依刀而见。草书,贺知章、张旭并见著名,尤以张旭,减省王字,肆其意怒,雄逸气象,卓然而为盛唐典型。其又精绝楷书,且正、草并施,为唐代书法擅变之中枢。后之怀素,劲拔怒张,或誉之“以狂继颠”。中唐草书,大都出自僧人。篆书则首推李阳冰,其玉箸篆,劲利豪爽,盖为有唐新体。

颜真卿书法源自家学,从学于褚遂良和张旭,最后会通变法,自成一格。楷书作品很多,主要有《多宝塔碑》、《东方朔画像赞》、《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和《颜家庙碑》等。这些作品完整地勾勒出颜真卿在书法上继承和创新的全部过程。《多宝塔碑》,写于44岁,点画遒婉娴熟,结体“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明孙矿《书画跋》),还属于当时的流行书风。《勤礼碑》写于60岁,结体开始用外拓,用笔提按顿挫十分强烈,点画起讫分明,因为用笔重,转折换向时为了使笔锋垂直,不得不回顶,于是转折处出现“鹤脚”,捺画出现缺角等特征。通篇横细竖粗,字形偏长,仍不能完全摆脱秀丽的旧习。《麻姑仙坛记》和《颜家庙碑》线条粗细渐趋一致,撇捺少波折,苍劲浑厚,近乎篆法。结体因线条厚重,为了在字心中宫留出余白,避免壅塞,不得不竭力向四周扩张,外拓写法被推向极致,它们是颜体楷书的代表作。

元和年间,书法自硕厚而趋瘦劲,柳公权,本自家学,出入颜氏,然后追仿钟、王,又兼取欧、虞以至褚、陆诸人,终于“体势劲媚,自成一家”,然限于时代,未能脱尽颜书之影响而卓然独立。唐宪宗重振儒风,整理书馆;柳公权侍书禁中,亦以中兴为己任。然艺文己见颓势,书坛寂寞,亦每况愈下,咸通之后,更是衰败,几无名家名碑可称。至于志石,更是多出经生、书手乃至刻工如韩师复之流,其平俗粗陋,已不复可见中唐之气象。到晚期,柳公权则融合欧阳询与颜真卿的风格特征,采取折衷的表现方法,写得雄秀挺拔。这三位书法家的作品标志了唐代书法正反合发展的三个过程。

唐代在书法实践兴盛繁荣的同时,书法理论研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发展几乎与书法创作同步,而且不再局限于对技法的简单归纳,评价的范围几乎包括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书家、书品还是创作的风格、流派,在唐代的书法理论研究中都趋于系统和完善。代表作有孙过庭的《书谱》和张怀瓘的《书断》。孙过庭的《书谱》视野开阔,高屋建瓴,他从书法史的角度展开论述,内容涉及各种书体的演变及其特征,书家的情感个性与书法的关系,创作过程的“五合”、“五乖”及书法的风格与流派等,合之成理,论之有据,其在书法理论上的价值广为后人所重视。张怀瓘的《书断》对书法的十种体势:古文、大篆、馏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匕白、草书的产生源流及艺术特征作了介绍和评述;中卷和下卷按神、妙、能二品分类,评述历代书家,史料丰富,评述恰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编辑:ivan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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